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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县长以及一些地方往事(三)// 潘莹宇
时间:2018-07-26 14:20:17    阅读:17925次    来源:都安政协网    作者:潘莹宇    编辑:苏晓

    由此可见,“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是一场事关执政党前途命运的“廉政风暴”, 是一个深得民心、广受拥护的群众运动;然而,这么正确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又产生了把“好经念歪”的让人痛惜的事件发生呢?

 

    根据中央的决定,1952年5月,当时尚未土改的都安县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作为解放战争时期都安地下党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至“三反”期间任都安县第一任县长的方生,本应在这次运中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民除害、挽救失足同志,却在一夜之间被定性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内奸,同情有政治问题的人,贪污浪费严重,丧失了共产党员品德”等罪名,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关押在宜山专区。    

 

    据考证,所谓的“丧失阶级立场”,是指方生1950年4月根据党的政策吸收原国民党乡长肖树勋、原国民党那马县长肖松涛参加了县行政扩大会,而翌年“两肖”组织反革命被镇压。另外是方生坚持原则,不同意将一位受命打进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同志开除出党。而所谓贪污问题,就是游击战争期间,没收反动分子一些物品,把部分配给方生使用,便使他被当作“大老虎”批斗和处理……真相揭开,让我一下想起《宋史·岳飞传》中的那段话:飞方图大举,会秦桧主和。时和议既决,桧患飞异己,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桧遣使捕飞父子。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初,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而都安上演的,则是现代版“莫须有”,让人扼腕长叹,无言以对!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所述——在 “三反”运动进入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殷时,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的经验,要求对于有贪污慊疑的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虽然“党中央察觉后及时作了纠正。在“打虎”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必须注意防止逼供信;在法庭审判、追赃定案阶殷,提出必须实事求是,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法庭审判程序。毛泽东要求法庭审判、追赃定案工作,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指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中央总结和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以防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但是,基层在对政策的理解、掌握的尺度以及派别的斗争和人性的险恶,最终酿成了运动的扩大化。一些“打虎队”队员居心叵测,阳奉阴为,致使一些像方生这样正直的干部不幸成为运动的“牺牲品”。

 

    一名在“三反”同样被迫害的老游击队员在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依然痛心不已。他说:“解放期间,像我们这样的南方地区,革命活动主要是以本地力量(游击队队员大部分为当地百姓)为主的,游击队的生存发展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群众基础扎实,为解放作出突出贡献;解放后,游击队领导人深受组织的重视和信任的,像方生这样的同志,也理所当然当选为都安首任书记和县长。但是,随着政局的稳定,一些人开始用有色眼镜审视我们这些从地方成长起来的干部,怀疑我们的革命动机和纯洁性;于是,“三反”成为他们手中利刃,在对方生的问题在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核实就武断定性,打进“反革命”之列,人为制造冤假错案。    

 

    我说:“像方生这么一位经历风风雨雨、受多少次死亡考验都熬过来了的革命者,为什么会在关押中自杀呢?”

老游击队员痛心疾首地说:“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你不会理解的,对一个用生命来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共产党人来说,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受不了组织对自己的的怀疑。因为党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那是一些人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诬蔑他的,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不敢对党组织有任何怀疑啊,所以,他失去精神支柱,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你年纪小,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党的感情,在那个年代,蒙受不白之冤的我,差点也自杀了……”    

 

    这位革命老前辈的话深深地震憾我的心魂,在为我们的第一任县长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之余,我不禁为我的父亲感到庆幸。我父亲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虽然为人正直,公正实干,但还是遭受一小撮人的气恨,加上宗族恩怨,在担任县委书记时,告状信不断,频频骚扰。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一所中专学校就读,一个庞大的联合调查组驻进都安,进行了翻天刮地的调查,前前后后历时半年时间;当时,即使我远在百里之外,调查组依然“不辞辛苦”,深入学校对我进行深度“挖掘”,让我受宠若惊;幸运的是,党组织始终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受告状的干部,他们没有先入之见,更没有戴着有色眼镜,一切以事实为依据;虽然花掉一笔可以在山里修建一座小学的经费,但是,调查的结论还是还我父亲一身清白的。而在对我父亲进行调查的同时,当时的地委、行署依然派出已调任“行署副秘书长兼扶贫办主任”的父亲带领另一个调查组,到大化瑶族自治县调查一名同样被告状的县委书记(也是都安人);身正不怕影子歪,事实也证明,那位书记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干部。我想,这可能得益于生养着他们的滔滔红水河和巍巍大石山,鲜红的河水和挺拔大山,铸就了他们勤政为民的秉性。    

 

    我的父辈终于从第一任县长方生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出了一条更加壮实、坚韧的道路。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于是,他们成为这个日益清明的时代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