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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县长蓝昌法同志 // 黄培基
时间:2018-04-11 09:55:01    阅读:20604次    来源:都安政协网    作者:黄培基    编辑:苏晓

回忆县长蓝昌法同志

 □黄培基

 

 

    蓝昌法, 都安瑶族自治县首任县长,以苦干实干而著称,在任8年,带领各族人民兴修澄江水利工程和交通道路、解决边界纠纷、促进民族团结,为自治县的发展呕心沥血,留下了许许多多值得称颂和怀念的动人事迹。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特承以上文字见诸公众,望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位为民造福的老县长。

 

兴修水利为民造福

   

     蓝昌法同志担任自治县首任县长的第二年,就亲自领导各族人民兴修澄江水利工程。

 

    澄江水利工程是当时的桂西壮族自治州水电局于1955年9月设计的。这个工程共有十条干渠,长118公里,支渠33条,长41公里,其中有渡槽30座(共长219米),有隧洞3处(长320米),有斗门394个。总工程量为142.42万立方米,其中混凝土3054立方米,浆砌398公里。总投资为人民币380.48万元。参加施工有四个大公社的民工15000人。总设计年引水量6600万立方米。1959年开灌后,年保证灌溉2.48万亩,其中旱涝保收达2万亩。该水利工程受益的有高岭、城厢、地苏等三个公社,21个大队,249个生产队。灌溉区有3万多人口,还有电站一座,发电量为200千瓦。

 

    1955年11月中旬,全县成立水利指挥部,蓝昌法任指挥长,另外成立澄江水利工程指挥部,由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蓝芝幸任负责人;他们带领高岭、城厢两个公社民工3000多人,先在高岭塘仑大队拦河筑一大坝,坝的两端各兴建一条干渠,坝东端是塘里干渠,即高岭塘仑至城厢桑里干渠;坝两端是高城干渠,即高岭至县城干渠。与此同时,还打通了通往弄池的桥塄隧洞,为下一步兴修塘红干渠(塘仑—红渡)打基础。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到1958年元月下旬,这三处工程全部完成,春插时,引水灌田3000多亩,灌区人民欢喜雀跃。

 

    1958年是“大跃进”第一年,这年6月,县委决定蓝昌法仍然担任指挥长,成立刁江、澄江两个水利指挥部。澄江军部由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蓝志流任军长,人武部崔政委任政委,领导15000名民工,分为高兴、红星、红专、红阳等5个民工团,向澄江水利工程的高地干渠(高岭—地苏)、塘红干渠(塘仑—红渡)等8条渠进军。一声令下,全线开工。战斗了四个多月,至10月间,县委指示停止兴修水利,全体民工开往马山县大炼钢铁三个月。1959年元月初,大炼钢铁结束,民工重归澄江水利军部建制,改由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宝誉(由南宁专署公安处副处长下放我县)任军长,文教局长黄培基任政委,领导民工继续奋战半年,终于在1959年6月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

 

    身为水利工程指挥主要领导的蓝昌法,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劳动。1958年2月一天,他发现高城干渠进水口的沟底挖得太浅,就叫高岭公社党委发动社直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工商所同志出来突击完成。当天晚饭后,蓝昌法叫我们指挥所的10多位同志带上工具前去,到了进水口,大家要等大队伍到才动手,蓝昌法却一声不响,卷起裤腿,不顾河水寒冷,赤脚下到沟里捞起泥巴就往泥箕里装往岸上倒。这一举动是无声的命令,大家都脱下鞋袜下水劳动,直到夜间11点钟,才把沟挖深。平时,他经常和民工抬大石头,抬架筑渡槽的木条和水泥等等,民工们无不称赞。

 

    施工期间,哪里是关键、要害的地方,蓝昌法就奔向那里。1957年12月初,为了查明桥塄这边的河水是否和山背面的弄池相通,指挥所的领导和技术员决定钻一下山洞,看看洞里是什么情况。蓝昌法知道后,也争着去,于是,大家打着火把电筒进洞,在洞里一脚高一脚低的,有时不小心,会撞到岩石上,头上起个肿块。有一处洞太小,只有卧倒,象蛇一样匍匐爬过去。还有一处水面宽,游过去架上铁线,踩着铁线慢慢移步过去。蓝昌法不会游水,只好踩线过去。到了里面,察看溶洞、水势,初步分析了水路。出洞后,将石灰、谷壳倒入上游洞,让其顺水流动,并派人到下游洞口等候,证实了水路相通。经过最后分析判断,两侧可以对打隧洞,隧洞一通,塘红干渠就可以动工。蓝昌法和大家一起完成了这次探险,为今后工作作出正确决策。

 

    为了加快高地干渠工程的进度,1959年5月下旬,蓝昌法带着警卫员卢永捧爬到巴阳村山上渠道一个小岩洞睡了三个月,在那里指挥鹰嘴崖和大渡槽两处要害工程的施工。他日间观察施工情况,夜里和老石匠商量,直到这两处工程完工他才离开那个艰苦环境。

 

    高地干渠的沟底比降是千分之一。有一次,可能技术员写错了桩号的比降,地苏民工团团长蓝如同志(公社党委书记)向蓝昌法汇报,责骂技术员吃白饭不干好事。蓝县长劝他说:“你反映上游沟底高的事很重要,但是不能开口乱骂技术人员,要耐心对待技术组的同志啊。”他还立即请区廷信工程师来研究,派人重新测定比降,避免了一次大返工。那时,蓝昌法对技术人员很尊重。

 

    蓝昌法对看准了的事狠抓不放。1959年12月中旬,福来电站以下的渠道垮了,他跟技术组计算之后,决定调地苏公社13个大队派民工来支援,并在电话中要我带领13个县直机关参加水利工作的干部,连夜从地苏的占字、新兴大队搭乘运输公司的单车北上。晚上十点多钟我们一报到,蓝昌法马上叫开会、分好工,明确了任务,然后才吃晚饭。第二天起,我们连续大战三天三夜,终于把工程拿下:将那段渠道加宽了一倍,使发电量增加到60千瓦。

 

向总理“讨钱”修建大礼堂

 

    解放初期,县政府、县党委均无礼堂,一般大型会议多在露天举行。土改以后,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才在自治县文化馆旧址(即福(寿)岩下的周氏宗祠)用竹木和茅草搭成一座大茅棚,作为演剧、放电影和召开大型会议的场所,大茅棚可容纳三千人左右。

 

    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第二年,县委、县人民政府要迁往周六村,但每次大型会议仍需到大茅棚举行,两地相距二华里,很不方便。特别是到了1961年,各种会议频繁召开,每年庆祝建国、建党、建军纪念大会以及干部职工报告会经常不断,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深感兴建新礼堂的必要。蓝昌法根据上述情况,向县委书记提出兴建礼堂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决定于该年十一月中旬抽调干部、工匠破土动工。

 

    兴建礼堂也是蓝昌法亲自挂帅,由袁卜仁副县长具体领导,下设两个小组:一个是由谭仁修同志负责领导的工程技术组,另一个是由黄绍安同志负责领导的后勤组。县财政从收入中挤出5万元人民币作为基建经费,抽调县建筑工程队的全部职工和城厢、地苏、龙湾等公社的砖工木工共150多人,按照自治区礼堂的图纸进行施工。

 

    不料开工后一个月,恰逢中央下达文件,所有楼堂馆所一律停止施工。当时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县里只好照办。清明节过后,蓝昌法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他那时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我县没有礼堂开会的困难,请求中央照顾。周总理听取汇报后亲切地说,让你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连个开会的地方也没有,实在是关心不够,现在体谅到你们县的实际困难,就破例批给你们继续兴建吧。蓝昌法十分激动,立即从北京向都安打长途电话,直接向副县长韦文聪和我(时任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并要我们立即向县委书记处作传达汇报,叫建筑队恢复施工。四月底,蓝昌法从北京归来,他满载着党中央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情谊,又详细传达了周总理的接见和批示,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工地上的每一位同志,大家力量倍增。

 

    当时,由于施工技术不如现在先进,设备也比较简陋,出现过不少困难,阻碍了工程的进展。整个工地只有县建筑工程队的王国华师傅懂得搭架技术,要培训一批搭架人才能适应工程的需要。蓝昌法知道后,立即指示我在民工中选取数十人组成搭架队,请王国华师傅负责技术指导,很快就教会了80人学会搭架,不仅解决了工程的急需,还为日后我县的高层建筑的兴建传播了搭架技术。

 

    那一年,钢筋水泥缺乏,礼堂如果盖平面混凝土屋顶,材料来源是有困难的。怎么办?蓝昌法、袁卜仁两位领导找来水电局工程师区廷俊和优秀技术员许耀沭、黎建安等同志与礼堂工程技术组的同志共同研究,采用屋架盖瓦片代替平面混凝土屋顶的办法,解决了大问题。后来又发现屋架太宽,杠栌不够长,而且容易断折塌垮屋顶,经研究又采取钢板夹接技术,使屋架平安稳当地安装上去,一直耐用至今。

 

    那年头,正值我国暂时困难时期,肉类、副食品、卷烟奇缺。蓝昌法和袁卜仁很关心民工的生活,为了让民工们安心施工,他们请有关单位负责来认真研究,决定肉类、副食品、卷烟都优先供应到工地,就是在盛夏热天,民工们都喝上豆腐脑。

 

    为了减少基建经费的开支,蓝昌法召开县直机关、学校负责人会议,发动全体干部、职工、师生开展义务劳动,轮流担土填方,平整礼堂地面,然后用水牛踩实,人工夯实,节省了数千元开支。

 

    为了保证施工安全,蓝昌法要求我负责带领搭架队,每天施工前都要检查手脚架上的绳子是否绑紧,是否被人割断,然后才宣布开工。平时常常对民工进行安全教育,使人人注意安全。晚上,还雇请安阳镇两名执枪民兵保卫工地安全。因此,整个施工过程只有几人轻伤,一人重伤,而无一人死亡。

 

    由于蓝昌法的直接关怀,施工队伍的积极努力,县直单位的大力支持,才用了12万多元和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县人民大礼堂的全部工程。1962年中秋佳节,县直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师生,共同到大礼堂参加落成典礼,还放了两部电影片,热烈庆祝礼堂胜利建成。从此,都安结束了没有礼堂的历史。